为了反对王明，他居然成立“第二中央”
罗章龙在我党的建党史上可是一个声名赫赫的人物。在北京大学求学期间，他不仅参加了五四运动，还于1920年参加发起成立了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后来，毛泽东到北京后，就是通过这个“研究会”才认识、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树立了自己的共产主义理想。从这个角度讲，罗章龙还算是毛泽东的“师兄”。后来，罗章龙还和李大钊发起组织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为当之无愧的建党元老之一。此后，在担任中共北方区委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负责人期间，罗章龙还先后组织领导了陇海铁路工人大罢工、长辛店铁路工人大罢工、开滦五矿工人大罢工及京汉铁路工人总罢工，是中共早期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在这一系列“光环”的加持下，罗章龙毫无悬念地在中共三大、四大、五大、六大上连续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或中央候补委员，同时还是中共第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28年后，罗章龙还先后担任了中共中央工委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党团书记等要职。
说起来，罗章龙和毛泽东还有一份别样的“渊源”呢。1915年9月，毛泽东在长沙广发启事，征集志同道合的朋友，结果只得到了“三个半”人的响应。其中“一个”就是罗章龙，而那“半个”则是虽然前来应征，但却没有表态的李立三。有意思的是，李立三为了表达自己对党的忠诚，曾经说过一句名言：“宁可犯政治错误，但绝不犯组织错误”。没想到一语成谮，他后来真的犯下了严重的“左倾冒险”政治错误。而罗章龙则恰恰相反，为了反对王明的“政治错误”，犯下了分裂党的“组织错误”。
作为一个老资格的政治家，罗章龙为什么会差点让党第一次面临分裂危机呢？这事还得从王明说起。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期间，工于政治手腕的王明，精于投机钻营，主动参与到政治斗争中，为中山大学内以米夫为代表的“教务派”战胜以老校长拉狄克为代表的“党务派”立下了汗马功劳，因而受到米夫的赏识，被视为其“心腹”。
米夫，全名叫巴威尔·亚历山大洛维奇·米夫，乌克兰犹太人，在担任中山大学校长后，还同时兼任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出席指导了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后又担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团长，对王明左倾路线得以统治我党长达四年之久起了很大的作用。
党的六大上，米夫就曾想将王明拉进中央委员会，以增加自己在中共党内的“影响力”。殊不知 ，王明在帮助米夫与对手争斗中所使的那些阴谋手段，比如“浙江同乡会”事件，可谓是触犯了众怒，因此，米夫暂时未能如愿。
“六大”选出的总书记的是铁路工人向忠发。虽然向忠发既无理论功底，又无政治远见，毫无领导水平和领导能力，但他有“中国工人阶级代表”的光环，并且对莫斯科言听计从，所以被推上了如此高位。德才均不配位，自然无法开展工作，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大权很快就被政治局常委李立三所掌握。
李立三的“气魄”很大，他将中国作为“世界革命的中心”，并以此定位中苏关系。莫斯科对此自然很不满意。于是，共产国际东方部，也就是米夫，于1929年3月将王明派回国内，企图利用王明“改造”中共，让中共“听话”一些，同时也帮助王明在党内树立威信，为下一步接班做铺垫，
但李立三却没打算给王明“大显身手”的机会，他准备安排王明到苏区工作，但王明却也很鬼，深知权力中心的发展空间大，能掌握“大场面”，再加上，他也知道“枪炮不长眼”，所以死活不同意去苏区。没办法，李立三只好将他重新安排到上海沪西区委做基层宣传工作。毕竟王明的理论功底还是一流的，所以很快就被调到中央宣传部任中央机关报《红旗》的编辑和采访员。
1930年1月，在出席一次会议时，王明被巡捕逮捕了。毕竟没有经过严酷斗争的考验，王明顿时就乱了阵脚，严重违反保密规定，花钱让一个看守到党的秘密机关报信请求营救。所幸中央机关及时转移，才未造成损失。为此，王明获释后受到党内警告处分。这样一来，本来就对李立三不满的王明，自恃有共产国际撑腰，便干脆撕开脸皮，公开指责李立三太“右”。李立三本来就是出了名的暴性子，一怒之下，便以反中央路线为名给王明以留党察看6个月的处分。
就在王明距党的领导核心越来越远之际，蒋介石和共产国际帮助了他。1930年5月“中原大战”爆发后，红军的正面压力有所减轻，根据地得以迅速扩大。这让李立三的头脑迅速发热，他不顾共产国际三番五次的反对和在这期间对中国革命所做的一系列决议，更听不进不同意见，想当然地提出，要把军阀战争变为革命战争，首先取得“一省或数省的胜利”，幻想“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甚至口出狂言：“占领武汉之后，就可以用另外方式去和共产国际说话了”……这在共产国际看来，李立三不仅仅是“胡来”，而是有明显的“反骨”了。于是，共产国际在指责李立三“半托洛茨基主义盲动主义路线”的同时，派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瞿秋白和周恩来火速回国控制局势，并“给这种反国际的立场以致命的回击”。
1930年9月24日至28日，瞿秋白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停止执行“立三路线”的决定，李立三也在会上做了检查。但会议同时认为，李立三犯的不是路线错误，而是在执行共产国际正确路线时犯了个别策略的错误，也就是所谓的“方法错误”，因此，今后的重点仍然是“集中火力打击主要的右倾危险。”可见，三中全会虽然部分地纠正了立三路线的错误，但显然没能统一全党的思想，而且引发了对中央路线是否正确的争论。
但共产国际对此却不满意，认为瞿秋白等人犯了“调和主义错误”，给中共中央写来一个“十月来信”进行批评。这期间，米夫还搞了一个小动作，他暗中把这件事提前告诉了王明。王明如获至宝，立即打出“反立三路线”的旗号，与博古连续两次联名写信给中央，把自己打扮成反对“立三路线”的“英雄”，指责三中全会没有充分揭露立三路线反马列主义、反共产国际的机会主义实质，要求中央进一步批判立三路线，并撤销对自己的处分。
收到共产国际的信后，瞿秋白才终于王明如此“逼宫”的原因，批评王明说，你既然早就知道了“十月来信”，为何不向政治局报告，而搞突然袭击？这“不是帮助中央，而是进攻中央！”
但王明摆明了要利用这个机会让自己上位，所以，根本不为瞿秋白的批评所动。他将自己的一些观点作为“施政纲领”，系统的地编写成为一本名为《两条路线》（后来更名为《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奋斗》）的小册子，在拥护自己的人当中传阅，到处散布瞿秋白等不执行共产国际精神，“不能再继续领导”之类的舆论，公开为自己“夺权”制造舆论……由于立三路线给中国革命带来的巨大危害，所以，王明的这些蛊惑虽然是别有用心，但仍得到了不少人的“喝彩”。
与此同时，中央工委书记、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全总党团书记罗章龙和史文彬、徐锡根等为代表的总工会系统的一部分人和江苏省委书记何孟雄等人也因不满中央对“立三路线”的“温和”而到处发表各种“不同意见”。
罗章龙是中央负责工人运动的最高领导人。工会系统是李立三搞总同盟罢工中的“重灾区”，损失了很多干部和骨干。所以，罗章龙不仅对“立三路线”深恶痛绝，也对瞿秋白的“调和”颇为不满。但是，罗章龙的“反对”却并不单纯，其中包含着一部分“宗派主义”成分，有把工会系统的利益得失等同于“自己”利益得失的的思想。相形之下，何孟雄与中央的矛盾倒是比较纯粹，倒真是“路线之争”，或者说观点不同。
正当中共党内出现如此复杂局面的时候，米夫以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团长的身份于11月来到了中国。他的任务之一就是改组中共中央。
米夫刚到，就强压中共中央下发了《为坚决执行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与调和主义号召全党》的所谓“九十六号通告”，不仅夸大立三路线的危害，还把三中全会说得一无是处，为“改组”制造舆论氛围。
王明当然懂得配合，他不仅以学习贯彻“九十六号公告”为由，到处兜售“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奋斗”那一套，同时还组织其心腹大肆攻击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以及必须首先“搞掉”的“竞争对手”瞿秋白、罗章龙、何孟雄等人。王明搞的是“扬己抑人”那一套。
和王明比起来，罗章龙的“招数”就直白多了。在1931年1月1日的《全总党团决议案》中，罗章龙指责"现在中央的领导完全破产，威信完全扫地"，提出应"立即停止中央政治局的职权，由国际代表领导组织临时中央机关，速即召开一次紧急会议"，撤换并纪律制裁一大批中央要领导人，引进"工人同志"和"能干的干部"到中央领导机关，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党的路线。
但米夫和王明密谋后却认为，如果召开紧急会议的话，就意味着要将现有领导构架整个推到重来，而罗章龙、何孟雄等人在工人群众和基层干部中的威望颇高，显然不利于王明“上位”，而且还可能在会上出现一些意料之外的情况，所以，只能以现有领导构架为基础上“按需”调整。于是，米夫拒绝了罗章龙的要求，决定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
为了帮助王明“上位”，米夫不仅亲自掌控了四中全会的筹备工作，而且采用了很多非法的手段。
首先，米夫亲自出面，逐个找会议代表，即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谈话“打招呼”，要他们明白并服从共产国际的“组织意图”，确保王明当选。其次，通过观察，米夫其实也认识到，王明在党内的基础并不太好，很难顺利“上位”。为此，米夫耍了一个手腕，用了一个严重违背组织原则的手段：只通知支持王明的人或“听话”的人参加会议，而对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中央委员则大部分不予通知。这样，罗章龙一派中的很多的人，哪怕是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很多也没有接到会议通知。第三，为了解决因此而造成的参会人员不足法定人数，而且王明不是中央委员，没有资格参会资格的问题，米夫不仅指定王明等十五人作为列席代表参会，还特别赋予这些列席代表和正式代表一样的选举权、被选举权。这是公然违背党章的。第四，为了不让别人有充分发表意见的机会，米夫不仅决定会议只开一天，还用突然袭击的方式进行会议通知，有的甚至在开会前的几十分钟才接到通知……
一切布置停当，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终于于1931年1月7日在上海武定路修德坊6号秘密召开。
会议名义上是总书记向忠发主持，实际是米夫在操纵和主导。
向忠发刚把会议名称和内容宣布完，会场就乱了。很多代表此前根本不知道开的是四中全会，以为不过是一次普通的工作会议。大多数人都无法接受这种突然袭击的做法。而没有接到参会通知的中央候补委员徐兰芝得知消息后，更是直接冲进会场质问向忠发：“为什么不让我参会、”徐兰芝是支持罗章龙观点的人，是米夫故意不通知他来开会的。一番质问，使向忠发张口结舌。罗章龙见火候已到，便站起来说，这样开会不合法，应该延期再开。罗章龙这么一说，大家更是群情激奋， 纷纷指责向忠发搞突然袭击，以致会场大乱。关键时候，米夫出场了，他起身大声说：“嚷什么？四中全会是共产国际批准的，必须马上召开的！反对四中全会召开，就是反对共产国际！”在米夫一顶顶“大帽子”的压力下，现场总算渐渐平息了下来。
既然已在代表构成上做足了文章，米夫当然还是有些底气。于是，他装出民主的样子，要大家就是否继续开会进行表决。结果毫无悬念，会议继续进行。
通过这次全会，此前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王明一跃成为政治局委员，随后又成为政治局常委。而一些与共产国际没有“保持一致”的同志，如瞿秋白、罗章龙、何孟雄等人都不同程度地遭贬。此后，虽然名义上的总书记仍然是向忠发，但实际上王明大权独揽，全面主持中央工作。
虽然王明如愿以偿，但米夫凌驾于党的组织原则之上，践踏党内民主的做法却埋下了党内斗争的祸根。中华全国海员总工会党团、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工会联合会、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中华全国济难互济总会及上海反帝同盟党团、“苏准会”上海办事处、中共天津市委、上海闸北、沪中、沪东、法南区委、江南省委外县工作委员会先后发表了反对四中全会的决议案及声明。而罗章龙、史文彬等二十六人还联名写信给米夫，再次表示会议为非法，要求宣布会议一切决议及选举结果为无效，并按多数中央委员意见，重新召开紧急会议或第七次代表大会，以解决党内的分歧。
为平众怒，米夫只好出面召集何孟雄、罗章龙等“反四中全会代表团”成员开会“统一思想”。在会上，米夫先是要罗章龙、何孟雄等人尊重王明，支持四中全会，后又拍着桌子大声吼道：“反对四中全会，反对王明同志，就是反对国际代表，反对共产国际，就应受处分，以至开除党籍。”
罗章龙、何孟雄等人不为所动，决定成立一个组织来反对四中全会的“错误路线”和米夫、王明。
1月13日，罗章龙、何孟雄等人在上海秘密召开“反对四中全会代表团会议”，通过了罗章龙起草的《力争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的报告大纲》，并发表了《反四中全会代表团告同志书》和《致共产国际信》。紧接着，王克全等中共江南省委的一些人也纷纷发表了反对四中全会的声明。
1月17日，罗章龙控制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在上海召开党团会议，做出《全总党团关于四中全会扩大会议决议案》，要求共产国际撤换“负四中全会主要错误责任”的代表，宣布成立由罗章龙、徐锡根、王克全、何孟雄、王凤飞等五人为常委的“临时中央干事会”，即人们通常所说的“第二中央。
没想到，当天晚上就发生了“东方饭店事件”。何孟雄在上海东方饭店召集一部分反对王明的人开会，研究揭露米夫、王明破坏党内民主的事宜。在李求实的邀请下，柔石等五位青年作家也参加了会议。罗章龙本来是要到会的，但临时有别的工作，未能出席。会议进行中，租界工部局的巡捕突然包围了会场，将在场的23人全都抓了去。2月7日，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殷夫、柔石、李伟森、胡也频、冯铿等在上海龙华壮烈牺牲。这就是鲁迅先生后来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中提到的“左联五烈士”等人。
幸存下来的罗章龙、王克全根据王明在事件前后的一系列反常表现，认定是王明一伙“借刀杀人”，向反动派告密造成的，更加坚定了与王明“势不两立”的立场。
何孟雄等人被捕后，罗章龙等十七人发起了《力争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报告大纲》的签名运动，并通过工会系统将其分发到全国各地。同时又派人到顺直、满洲、香港等地，在当地党组织之外另建一套地方领导机关；王克全、徐畏三甚至在带人强占江苏省委机关未果后宣布成立第二江苏省委……显然，罗章龙的这些做法已经不单单是路线斗争的问题，而是分裂党的行为了。
身陷囹圄的何孟雄等人获悉这一切后，立即通过秘密渠道，告诫罗章龙一定要采取党内斗争的形势，维护党的统一，并致信共产国际，声明反对米夫，不等于反党、反共产国际。可惜，愤怒中的罗章龙却根本听不进去，继续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
周恩来找到罗章龙、王克全，劝他们立即停止反对四中全会和分裂活动，有问题通过正常途径解决。可罗章龙却指着周恩来的鼻子说：“王明没罢你的官，你就作说客，来和稀泥了。”然后，把手一挥，怒道：“我不和你谈。” 而王克全更是满脸怒容，破口大骂周恩来没有党性，没有原则，是两面派。周恩来无奈，只好传达王明的口信：“你们何去何从，五天之内向中央表明态度。”
见罗章龙等人丝毫没有收敛，1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央委员会为肃清李立三主义反对右派罗章龙告全体党员和青年团员书》;1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开除罗章龙中央委员及党籍的决议》。随后，中央政治局和有关地方党委，又先后撤销了罗章龙“追随者”们的职务，并开除其党籍。
罗章龙、王克全等被开除党籍后，仍然没有停止活动，于1月31日宣布成立“中央非常委员会”，并派人到天津，召集此前被错误开除党籍，心有不满的一些人成立了“北方非常委员会”。但不久，张金宝便深感如此下去是不行的，遂于2月13日主持开会，宣布解散“中央非常委员会”。而“北方非常委员会”也因为叛徒出卖，其主要成员被逮捕关押而遭受毁灭性打击。
7月上、中旬，随着中央政治局先后决定解除史文彬、张金宝等人中央委员资格，并开除其党籍，罗章龙的“挑战”才渐告平息。
通观这个事件的整个过程，米夫扶植王明上台，从程序到结果都是极为不对的，但罗章龙用另组“第二中央”的方式进行反对，即使出发点是好的，但客观上分裂了党，显然是不可取的。
罗章龙的结局还算是善终。1933年4月10日，罗章龙在上海被国民党军警逮捕。经蔡元培、汪精卫保释出狱后，便远离政治，改名罗仲言，先后在河南大学、西北大学任教。其间，参与了策动“西安事变”，为全民抗战立下功勋。解放后，他又先后在湖南大学、湖北大学、中南财经学院任教。1979年任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顾问、1995年在北京逝世，享年99岁。
